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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与延安电影团

       这台黑色的摄影机其实大有来历,这是荣程集团时代记忆影响馆收藏展出的摄影机里比较有故事的一台,1936年,一个著名的记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不但兼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同时还是欧美许多重要报纸杂志的驻华记者和评论员,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这位记者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同时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一份见面礼,而这个见面礼就是这台摄影机,而他的主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之所以对红色中国这么感兴趣,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把这台摄影机转赠给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团—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用它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纪录片,《北平城市》《南泥湾》《开国大典》等,是一台真正的功勋电影机。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2009年9月14日,埃德加·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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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1938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于延安,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谭政任团长。最初人员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魏起等等,这些人都在今后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电影界的前辈。而后迅速扩展到36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办过两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40多名青年摄影师。而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放映机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这台16mm乌克兰电影机是苏联政府送给周总理的,开创了我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全体人员被分配到东北解放区,接收“满映”,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解放区电影创作的新闻纪录片以《民主东北》为代表,全方位地纪录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后方解放区军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其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中途歇息的镜头,毛泽东深夜不眠、研究战局的镜头,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内容。

        纪录片在这几年呈现出愈加火热的趋势,从法国关注自然生态的《迁徙的鸟》,到英国的《冰峰168小时》,闹得最欢腾的还是莫过于美国“愤青”迈克尔·摩尔,从《科伦拜恩大保龄》到《华氏9·11》竟然通吃奥斯卡和戛纳,且不论他的作品是否有个人观点凌驾于纪录事实之上的嫌疑,至少他再一次让更广大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纪录片可能拥有的力量。

        中国的纪录片从1895年开始的“影戏”时代,到之后的民主时代、烽火时代、英雄时代,一直到1983年至今的平民时代,也跨越了将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延安电影团”时期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已经成为一抹不可忘却的回忆。

        今天从和平时代走来的纪录片制作者,显得更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涌现出大量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是时代的转变促使人们从纪录传奇到关注生活,你很难评价究竟哪一种姿态更为高尚或伟大,毕竟决定一部纪录片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并不在于它的题材有多惊世骇俗,而是纪录者的态度。

        追寻时代记忆,传承时代精神,荣程集团影像馆欢迎您来与我们共同走进中国电影百年记忆系列故事。